（一百八十八）联省共和亦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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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杨度心灰意冷的回答，梁启超有些吃惊，一时竟然语塞。(疯'狂')

　　梁启超和杨度本是极相熟的好友，二人初识于“公车上书“后杨度自费留学日本，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杨度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做湖南少年歌，内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之句，让梁启超感佩不已，由是杨梁遂结为天下至好。

　　虽然因为“弘宪帝制“的关系，一同追随袁世凯的杨度和梁启超一度分道扬镜，但主义之争斗不影响二人的私谊。

　　“杨瀚之止兵柳州，这是要开始专心的经营两广了。”杨度翻过报纸看了看，苦笑了一声，“他还是真的想做这个“高科技军阀，啊！“

　　“无论是高科技军阀也好，低能儿军阀也罢，只要想做军阀，国家就不会安宁。”梁启超叹息道。

　　“项城公故去，再无人能主我中华，以后军阀遍地，狼烟四起，两广能得一高科技军阀，总比那此低能儿要好得多。”杨度说着，目光落在了另外一条消息上，“他段芝泉派傅良佐督湘，说是为了响应“湘人治湘，之民意，用心虽好，只怕效果会适得其反。”

　　听到杨度随口剖析时局，无不切中要害，梁启超不由得在心里暗暗佩服。

　　“暂子为何如此说？”

　　“张敬尧和唐天喜已经把湖南祸害得够厉害的了，他老段要是真心想要为湖南民众结束战乱，就不该再派一添乱的主儿过去，让水更混。”杨度叹息道，“可惜项城公不听我言没有及早给杨瀚之以军事全权，以至于我三湘之地兵祸连结，民众苦不堪言。”

　　听了杨度的话，梁启超也禁不住拖腕叹息起来。

　　自张敬尧进入湖南出任湘南镇守使以来，张氏兄弟在湖南广植私产，大扩私军，滥发纸币横征暴敛，拨刮民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祸及草根民众，连晋绅富商也苦不堪言。而在唐天喜进入湖南之后，其胡作非为的程度较张敬尧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天喜为了和张敬尧抢夺地盘和财源在湖南展开了大规模的混战。

　　张敬尧一直有段棋瑞的支持，他平日根本不把唐天喜赵恒惕等人放在眼里，一心等着在南方诸省平定之后捡杨朔铭的现成便宜，当一下湖南督军。但他小看了唐赵二人的野心。在中华民国恢复后，唐天喜立刻通电全国，表示自己当初加入南方军阀行列里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帝制“如今“恢复共和“了，他宣布重新接受北京政府管辖请北京政府不要派兵进攻他。段棋瑞当然对唐天喜的态度表示了欢迎，特意指示杨朔铭不必进攻唐天喜。唐天喜在解除了后顾之忧之后，大喜过望之余，也做起了督军湖南的美梦，他联合赵恒惕处处和张敬尧作对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

　　张敬尧和唐天喜之间的混战给湖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张唐两军杀伐之下，“……七十余县之地，无地不灾三千万人之家，无家不毁…“…唐军先去，张军蹬来唐军既掠而过，张军且掠、且淫、且杀而后。”尤其是张敬尧所部在株洲、酸陵烧杀抢掠无辜民众死者10余万人，“此次兵灾，尤以醒陵、株洲两地最为惨烈，酸陵历经火劫，最烈之时，大火由城镇延烧至乡村，历半月不息，环其地百余里不见人迹者二十余日，战事结束，酸陵县城仅遗二十八人”。”株洲几经巷战之后，已无一户人家，自株洲至萍乡铁路，男女老幼，尸积如山，火车竟不能过……。”“岳阳南关外一带，唐军纵火烧毁民居一千余家……凡唐军所驻之地，门窗，板壁，梁角，堂榭无不拆毁…“…

　　1918年湖南民国日报如此形容本省的惨况：“……湖南人死了若干还不算，还要赔上若干财产，战来战去，战到如今，从前金装玉琢的湖南，就变成如今土焦人槁的局面。目下除了高高在上的湖南人，还能享有些微闲福外，其余的湖南人，有槁死在山腰湖畔的，有流亡在异国他乡的，无处不见焦土的颜色，无处可觅完全的住宅。焦土上面立着的人，不是号寒，也是呼饥，住宅里头藏着的人，不是数米为炊，也要折骸以翼，更有那离妇，望秋风而泣，老母倩斜阁而望子。种种惨状更是不胜枚举。”

　　湖南人民切齿痛恨张敬尧和唐天喜的暴行，时有民谣称：“白脸唐，白脸唐（指做过戏子的唐天喜），杀了我的鸡，吃了我的鹅，还糟蹋了我的老外婆。”“堂堂乎张，尧舜禹汤（均是张敬尧兄弟的名字），一二三四，虎豹射狼！”

　　“张唐不除，湖南无望“为了结束这可怕的苦难，湖南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驱除张唐“运动，湖南省内外所有的开明势力全都联合了起来。有社会地位的湘籍士伸，利用一切机会，向各种政治团休、在各种政治场合控诉张敬尧唐天喜等人的罪恶，并且努力发行各种刘物（如湖南、湘声、天问），将张唐在湖南的种种暴行广而告之于全休国人；湘籍学子则联合罢课，并选派代表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请愿；长沙省城的教职员工也加入到请愿大军之中。不到一个月，张敬尧唐天喜的恶名已然举国皆知，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海外留学生团休纷纷声援，要求北京政府顺应民意，驱除张敬尧和唐天喜。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由段棋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在汹涌的民意面前，竟然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态度，对张敬尧和唐天喜在湖南的混战毫无作为！

　　北京政府的行为让湘籍士伸、学子乃至普通民众对北京政府极为失望，湖南人民不甘于被蹂躏的命运，选择了“武力驱除张唐。”的道路，自行组织武装进攻张敬尧和唐天喜本土一此湘军也加入了进来。在张敬尧唐天喜部所到之处，广大农民以锄头扁担为武器，截断交通，夺取转重，湘军所至，民众主动供应补给者络绎不绝，“输卒纠聚自如给养望屋而得…。”使张唐匪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不得不龟缩在几座主要的城市里。

　　在驱逐张敬尧唐天喜的武装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湖南人民自发提出来的“湘人治湘…。”也提上了日程。新任湖南省长谭延凯发表全国通电公开提出“湘人治湘。”：“各省自治，为吾民共同之心理，………湘人此次用兵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决心，…“…凯及全休人民，…，……爱本湘民公意，决定参合国会讨论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行条例公布实行。”。

　　谭延阅稍后又多次全国通电，宣布“湖南自治””并提倡全国“联省自治。”；并邀请湖南各界名流及各社会团休代表以及新闻记者，举行联席会议，共商“湖南自治…”的大计。

　　谭延凯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湘军假始能够驱除张敬尧和唐天喜，但并无保全湖南全省的实力，张敬尧属于段棋瑞皖系的老人而唐天喜已经表明了效忠皖系，驱除张唐无疑已经得罪了皖系，因此谭延凯不得不以“联省自治。”的办法来抵御，并打算用全休湘民的公意将皖系的武力阻止在省门之外；再者，杨朔铭的赣军已经平定两广云南成为国内新兴的一支强大的可以和皖系叫板的军闻势力，谭延凯想借“联省自治…”之名，吸引杨朔铭加入，借杨朔铭的军力抵抗段棋瑞。谭延凯认为，杨朔铭如欲北上和段棋瑞争锋，必然取道湖南，以杨朔铭平定两广期间的所作所为看，和段棋瑞相比，杨朔铭显然要开通得多，因而能够阻止皖系势力侵入湖南的，也唯有诉诸湖南全休民意的“湖南自治…”了。

　　面对谭延凯祭出的“湖南自治…”法宝，段棋瑞很快便意识到了危险，他一方面下令北京政府“申斥。”张敬尧和唐天喜，承认诓延凯的省长地位，一方面将计就计地接过了谭延凯“湘人治湘。”的口号，下令派湖南乾城人的傅良佐（段棋瑞的内弟）率军入湘，出任湖南督军。

　　而一直对家乡湖南极为关注的杨度，当然知道段棋瑞的用意是什么。

　　对于目前担任两广巡阅使并且拥有海军支持的杨朔铭，段棋瑞一直极为担心，杨朔铭虽然已经同意了二人联手的建议，但段棋瑞并不放心，在杨朔铭的赣军平定两广后并没有进军云南的原因，段棋瑞也猜到了是赣军连续作战需要休整的缘故。而此时湖南的战乱势必影响到杨朔铭的后方，正好可以用来牵制杨朔铭的军力，使其无暇分心。

　　而在张敬尧和唐天喜打得两败俱伤之后，傅良佐便可入湘一举平定，这样湖南便可成为皖系的势力范围，同时也成了皖系南下的跳板和阻挡杨朔铭北上的屏障。

　　“其实杨瀚之有力量结束湖南的战乱，但他却在两广按兵不动…”梁启超说道，“莫不是真的对老谭的那个“联省自治，的提议感兴趣？”。

　　“联省自治，又怎么了？所谓“联省自治”不外乎两个层面的涵义，即各省自行制定省宪法，依照省宪法自行组织省政府治理本省；再就是在各省自治的基础上，由各省选派代表，制定联省宪法，以实现国家的统一…”杨度答道，“其实这是一种很现实的选择，也好过这样的军阔混战。他杨瀚之如果选择联省自治，眼下正当其时。…”

　　听了杨度的回答，梁启超竟然不自觉的点了点头。

　　对后世的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光知道“中央集权…。”对于“联省自治。”这个词一直相当陌生，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国家制度因为与革命领袖的“北伐统一。”路线存在尖锐冲突，一度被简单粗暴地冠以“地方军闻粉饰其害据阴谋的遮羞布。”的标签，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而事实上，中国人有这种“联邦制…”的国家理想由来已久，非止一日。在辛亥革命成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明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在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统一南北后，进步党人掌控典论，高举中央集权的旗帜；革命党人忧惧袁世凯实施独裁统治遂在“临时约法。”中没有对中央政府与各级省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任何具体的规定，“二次革命“期间，更是明确的倡议国家应改行联邦制。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进步党人也转而开始鼓吹扩大各省自治权。在民国建立后，联邦制的国家理想已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颇有影响力如章士利即屡言“吾国之各省尽可邦而联之，而无碍于国家之统一。

　　自辛亥革命以来，联邦自治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最为流行的政治思潮之一。袁世凯称帝后联邦自治论一度沉寂，此后革命党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在南方举旗反袁，明确表示建立的也是中央集权制的共和国。由共和到帝制让人们看到了过度中央集权的危险，而“弘宪帝国“覆灭后出现的军阀混战危险，更将联邦自治论推上了前所未有的。

　　在地方中小军阔层面大大小小的军头们希望依靠“自治。”能够将北洋系大军闻的“武力统一”挡在省门之外：在民众层面，希望依靠“自治“结束国家持续动荡带来的灾难和军阀混战的危险：在知识分子层面，上层救国路线已经走了多年一无所成，反而有造成天下大乱局面的危险，中国的知识分子希望依靠“自治“尝试着去走另一条中层救国路线。

　　作为一个对中国政治现状有着深刻理解的优秀政治家杨度当然清楚这当中的利弊。

　　“国会重开在即，他段芝泉却出了这么一招昏棋，只怕要有好果子吃了。”杨度说道。

　　“国会重开，暂子怎么看？”梁启超听到杨度提到国会重开的事立刻问道。

　　“国会开不开，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杨度看着梁启超，笑了笑，说道，“倒是你梁任公可以大显一番身手了。”

　　梁启超听出了杨度话里的讽刺之意，他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但他的眼中，却不由自主的闪过一丝得意和自信之色。

　　他没有告诉杨度，国会之所以能够重开，和他的研究系和段棋瑞之间的合作，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

　　段棋瑞虽然是军人出身，但也知道文人的重要，而且段棋瑞留学德国，对西方的代议制也甚是推崇。段棋瑞也希望能够在中国推行代议制，因此在很早以前，就和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展开了密切的合作。

　　研究系的前身，是进步党，在民元国会时，进步党是除了国民党之外的第二大党，是从晚清时期的立宪派发展而来，在各地颇有根基。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身亡后，梁启超以他的生花妙笔，在引导典论方面，给了段棋瑞以很大的支持，甚至于连他自己的老师康有为都骂到了。在段棋瑞上台后，研究系和段棋瑞的合作可以说进入了蜜月期。在段棋瑞“平乱“期间成立的临时参议院，就是在研究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段棋瑞重开国会的意图，也得到了梁启超的大力响应，而新一届国会的体质乃至选举办法，也是梁启超等人一手弄起来的。

　　梁启超等研究系大佬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在历经“弘宪帝国“和南方叛乱之后，原来的包括孙氏中华革命党在内的属于国民党的势力已经冰消瓦解，不成形了，而交通系虽然财力雄厚，但并不象一个政党，也没有多大的政治抱负，国内目前能够称得上大党的，就剩下研究系了，因此研究系有望在新一届国会当中，独占鳌头，成为第一大党。

　　作为研究系的首脑人物，梁启超希望能够在国会选举胜利之后，真正的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洗雪当年激进的“戎戌变法“不成而导致国家动荡所带来的耻辱。

　　“此次重开国会，有几件事，还需要卓如你多加注意。”杨度看出了梁启超心里在想什么，提醒了他一句。

　　“愿闻其详。”梁启超收敛了思绪，脸上现出了关注之色。

　　“段芝泉此人，可为将而不可为相，更不可为帝，“杨度说道，“他虽然倡议重开国会，但他心里想要的，是一个能听他话的国会，这一点，我想卓如心里应该清楚。”

　　梁启超听了杨度的话，微微一愣，然后显得有些勉强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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