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得汉城史记
得汉城位于通江县城东北的得汉山上，距离县城约百余里。
得汉山四周皆悬崖陡壁，高30余米，东临大通江河，南北皆深溪，“脉自火天山岗分支，东南下，长岭陡落，形如蜂腰…至此突起山峦，状似鹅头，四面峻壁，其上平衍，可容数万人”（民国吴世珍撰《续修通江县志稿》）。
相传，刘邦“王汉中”，招募賨人平定“三秦”，丞相萧何留守巴蜀，并以得汉城为根据地，储粮屯兵，“汉高帝据此以通饷道”（明•曹学佺著《蜀中名胜记》），击败西楚霸王，灭楚兴汉而得天下，故名。
得汉城因其险绝，素有“天铸一铜城”之誉。其地险扼秦蜀咽喉，“雄镇巴西”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从秦汉至宋元明清，从民国到红四方面军入川，它见证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几段极为重要的史实。
一得汉城与元蒙寇蜀 十三世纪，被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凭藉着强悍的蒙古骑兵，克西夏，灭金，败宋，降西域，铁蹄踏过俄罗斯，骄横不可一世。然而，踏遍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南征途中在四川地区受阻长达五十余年之久，使“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的战略无法实现。宋开庆元年（1259）“七月，蒙古宪宗蒙哥卒于合州城下，大军北还，合州围解”（柏杨著《中国历史年表》）。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四川军民当时所以能抗御蒙古铁骑的进攻长达五十余年之久，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采取了“依山筑城，恃险拒守”的方针，构筑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宋史•余玠传》）的山城防御体系。在这些山城中最著名的是“金堂的云顶城、蓬安的运山城、苍溪的大获城、通江的得汉城、奉节的白帝城、合川的钓鱼城、南充的青居城、剑阁的苦竹城。姚遂《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元文类》卷四十九）载，元人称此八城为‘四川八柱’，并说自从余玠‘议弃平土’，筑垒城池，‘号为八柱，不战而自守矣’”（曾星翔著《得汉城与四川八柱》）。
得汉城作为“四川八柱”之一，在自然地理方面是符合四川制置使余玠“依山筑城、恃险拒守，以步制骑，建立山城防御体系”战略方针的。
其一，得汉城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占有得天独厚的的战略位置和地形条件。得汉城在“万山中崛起堑岩，四面峭绝，独西南二径，凌险转折而上，诚一夫当关之势”（明•曹学佺著《蜀中名胜记》）
其二，得汉城“出泉，冬夏不竭…顶平数里，可以耕艺”（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永安乡志》也记载：“城内面积1500亩，耕地600亩…土壤肥沃，宜粮宜林”。这说明得汉城内面积广阔，水源充足，后勤保障条件较好。这在冷兵器时代，依恃山水之险，亦战亦耕，既可长期坚守，又不至于困死于山上。
其三，“得汉城东二十里山顶上有石城，周三里，相传三国时筑，谓之擂鼓城”（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擂鼓城，与得汉城对峙，巍然列嶂如屏…有警则击鼓相闻”（清•道光《通江县志》）。两城互为犄角，互相呼应，便于实行统一调度和指挥，有利于更为有效地防御和打击敌人。
于是，“宋淳祐已酉（1249）季冬，大使余学龙亲临得汉城山，视其形势，而授都统制张实，躬率将士，因险垒形，储粮建邑，为恢复旧疆之规”（明•曹学佺著《蜀中名胜记》）。都统制张实奉命筑城，亲率通江军民，分工细致明确，责任到人，据得汉城摩崖石刻记载：“分任责者：总管王昌、金之福，钤路张虎臣，司整杜淮、王安、杜时顺、徐斯、李成、刘文德、刘清、梁福、陈宝、贺山进、李崇，制领郭俊、杜成、周仙周”。
得汉城的修筑，在抗元战争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遏制蒙古军队(尤其是骑兵)的攻扰，坚持长期抗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一，通江得汉城是余玠所构筑的山城防御体系中的前线城池。余玠自宋淳祐二年(1242)出任四川制置使，八年之间先沿长江，后逆长江各支流北上，建筑了20个成体系的山城。这些山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宋史•余玠传》），“前方线则以合川钓鱼城为中心，由会注于钓鱼城下的嘉陵江以及嘉陵江支流沿线的多功城、青居城、运山城、大获城、得汉城、小宁城、平梁城、大良城、铁峰城、沿沱江流域的云顶城所组成”（袁庭栋著《宋末四川的抗蒙战争》）。
其二，余玠所构筑的山城防御体系，是以“四川八柱”为核心的。据《元史》记载，安西王相府给元朝廷的奏疏中说：“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礼义城等处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余悉撤毁”(《元史•本纪第十•世祖》)，这当然是言其大者要者，但仍可见其为数之多。在宋元钓鱼城之战中，合州城、渠县的礼仪城、通江的得汉城、巴州的平梁城等十数城互为犄角，牵制了蒙哥汗对钓鱼城的进攻。特别是通江的得汉城，在蒙哥汗大举征蜀，以重兵进攻得汉城的情况下，得汉城军民艰苦卓绝地坚守了二十四年，终因外无援兵，寡不敌众，于宋咸淳九年（1273）被元蒙军队所破，是时已是元世祖至元十年了。
这些都说明了，作为“四川八柱”之一的得汉城，在抗元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为抗击元蒙入侵所建立的不朽功勋。
二得汉城与鄢蓝之乱 明朝中后期，由于灾害频繁，荒旱连年不断，广大农民食不饱腹，衣不遮体，饿殍遍地。而地方官却残暴勒索压榨，劳苦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各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明正德三年（1508），曾因灾荒严重而流徙到四川巫溪当盐工的蓝廷瑞等聚众起事，“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自称刮地王，其党廖惠称扫地王，众十万余，置四十八总管，延蔓秦楚间，转寇巴州…”（清•道光《保宁府志》）。
明正德五年（1510）二月，鄢蓝军经奉节、重庆、保宁进入通江境内，驻兵城北。四川巡抚林俊调兵屯住川东北各关隘，亲率左参议黄瓒、佥事钱朝凤、都指挥佥事陆振，自达州趋通江得汉城，欲行招抚。蓝廷瑞慑于官军压力，心甚动摇，“罗拜约降”。廖惠坚决反对，采取“密劫通江，以疑廷瑞”的策略，攻入通江城，杀死参议黄瓒，知县魏应时弃城逃遁。
是时，“都御史林俊檄惠（注：惠，即苟惠，邑人，刚毅有胆略。）督兵卫城，贼阵城北，惠击贼，贼走龙滩，”（清•道光《通江县志》）。当蓝廷瑞、廖惠军撤军至龙滩河时，遭“逻回兵”袭击，损失较重。继又撤至门镇寺（今至城镇），又被明军追击，死伤800余人。当夜，蓝、廖设伏于松垭阻击明军，激战一天，“贼伏四起，惠（苟惠）力战死”（清•道光《通江县志》）。鄢本恕闻蓝军失利，星夜回军驰援，两军在洪口会合后，越汉中至大巴山，退入陕西西乡山中。
通江城既陷，林俊迁县衙于得汉城，并且“驻此四年，以图恢复。”（清•道光《通江县志》）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正德四年起抚四川…会保宁贼蓝廷瑞、鄢本恕、廖惠等继起，势益张，转寇巴州。猝遇之华垄，单舆抵其营，譬晓利害，贼罗拜约降。淫雨失期，复叛去，攻陷通江。俊击败之龙滩河，遣知府张敏等追败之门镇寺，遂擒廖惠…”（《明史•林俊传》）。由此可见林俊胆过人，谋略深远。
明正德六年（1511）正月，鄢蓝之军利用川北防务空虚，又自湖广经巫溪、巫山一带再次挥师入川，克大宁，占通江，袭巴州，直取营山。八月，明总制御史洪钟设宴诱杀鄢本恕、蓝廷瑞等于东乡（今宣汉），俘斩700余人。
明正德八年（1513）正月，鄢蓝余部喻思俸、王长子率兵200余，从昭化渡江，北攻阳平等地受阻，夜走黄坝，趋通江据险自守。被总兵时源包围，奋力突围，再次逃往陕西西乡山中，“越汉中三十六盘，至大巴山。官军追及，复大破之”（《明史•林俊传》），鄢蓝全军覆没。至此，鄢蓝之乱被平息，林俊因此“论功进右都御史”。
据清代道光《通江县志》记载：“武宗正德五年，贼蓝廷瑞等破通江，巡抚林俊讨平之，驻兵得汉城四载”。也就是说，从明正德五年（1510）二月，鄢蓝攻陷通江城，到明正德八年（1513），鄢蓝全军覆没，这期间巡抚林俊移兵得汉城，县衙门也迁到得汉城，且侨治于此达四年之久。“鄢蓝之乱”平息后，县衙才得以迁回旧治。
三得汉城与白莲教起义 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湖北、四川、陕西白莲教徒焚香起兵，时征苗军兴，各地失业之民无以谋生，多投白莲教，势遂更炽。清政府分别剿击，此灭彼起”（柏杨著《中国历史年表》）。是年九月，“通江县则有冉文俦与其侄天元、天泗及王士虎、陈朝观、李彬、杨步青、蒲天宝、景英作乱于王家寨”（清•道光《通江县志》）。
嘉庆二年（1797），“达州徐天德，东乡（今宣汉）王三槐、冷天禄，巴州罗其清，通江冉文俦。天德、三槐等合陷东乡，踞张家观；其清踞方山坪，文俦窜王家寨，图据周家河，梗运道，且乘间与张家观合”（《清史稿•宜绵传》）。此时，四川地区共有白莲教军十余支，各有数千之众，“概以白巾裹首”，分别占据山区险要，筑垒防守。六月，“会襄阳贼齐王氏、姚之富、樊人杰等窜入四川，与徐、王二匪合屯开县南天洞，击破之，贼分走云阳、万县”（《清史稿•德楞泰传》）。襄阳白莲教由陕入川，与徐天德、王三槐等会合后，各路白莲教决定，按青、黄、蓝、白为号记，并设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确立各路教军的建制。九月，襄阳蓝号张汉朝经老官庙攻通江城，城陷，杀死县令涂陈策，烧毁县署、粮仓。
嘉庆三年（1798），在白莲教军声势日炽的情况下，为了抗击白莲教军的进攻，继任通江县令徐廷钰、董曾持等“暂迁治于县北得汉城”，并更名为“安辑寨”。“安辑”即“安民辑众”，有“上宿民父母，安辑自无偏。”（得汉城嘉庆壬戍石刻）之意。是时，清军在寨中接纳安置百姓，驻扎兵马，指挥剿击白莲教军。寨中“不但能屯官军之粮，抑又能阻流寇之路”（清•道光《通江县志》），还可安军保民，县令徐廷钰亲书“固国不以山溪险，成城全凭众志和”于得汉城南门之上，以励斗志。
清嘉庆四年（1799），仁宗帝任命勒保为经略大臣，统一指挥川、陕、楚、豫、甘五省军队，“勒保在川省令乡民分结寨落，匪始无由焚劫，且助官军击贼。其后陕、楚仿行，贼势乃促”（《清史稿•勒保传》）。勒保大力推行乡勇、团练、保甲制度，坚壁清野，筑堡结寨以守，同时采用“剿抚并用”的方针，到八月“贼势寖衰矣”。是年，“惠龄、勒保、德楞泰歼通江蓝号贼首冉文俦于麻坝寨”（清•道光《通江县志》）。
至嘉庆五年（1800）下半年，白莲教军日渐衰落。此后，教军虽然英勇作战，在个别战役中仍能取得不少胜利。但从全局看，教军在粮饷兵源方面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斗争的规模和声势每况愈下，失散、逃离队伍的现象与日俱增。
嘉庆六年（1801）正月，教军首领张士龙、赵建功、李大维被清军总督勒保擒获，就地斩杀。八月，通江蓝号元帅王士虎及冉学胜等率400余众，由陕南翻越巴山老林，至通江卢家湾，被勒保击杀，冉学胜被擒。
嘉庆七年（1802）正月，“川省自筑寨练团，贼势十去其九。拟分段驻兵，率团协力搜捕余匪；遣熟谙军事之道、府，正、佐各员，分专责成。兵力所不到，民力助之；民力所不支，兵力助之：庶贼无所匿”（《清史稿•勒保传》），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已经开始全面而彻底地清剿残余的白莲教军了。是年十一月，额勒登保“令穆克登布追贼通江铁镫台，擒景英、蒲添香、赖大祥，及湖北老教首崔连乐，晋三等侯。著名匪首率就歼，零匪散窜老林”（《清史稿•额勒登保传》），十二月，“疏告蒇功”。
而事实上，通江蓝号白莲教在冉文俦战死后，由冉天元接替大元帅，冉天元战死后，王士虎继为大元帅。在遭受清军不断打击和重创的情况下，转入巴山老林之中，一直继续坚持斗争，“至十年擒捕始尽”（清•道光《通江县志》）。
得汉城，作为通江县抵御和抗击白莲教军的根据地和堡垒，“嘉庆三年，部堂勒保征剿白莲教匪，知县徐廷钰、董曾持、李嘉祐、刘铨常、臬使刘清，先后储粮团练于此”（清•道光《通江县志》），县治亦侨治于此十余年。在这十余年中，得汉城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防御和打击作用。在白莲教军被彻底肃清后，通江县衙才于嘉庆“十二年仍回旧治”（清•道光《保宁府志》）。
四得汉城与红灯教 民国7年（1918）3月，“靖国军广安川北民军总司令”郑启和踞通、南、巴一带，巧立名目，大肆扩充军费。强迫老百姓普种鸦片，令通江县年筹“特别捐”30万元，规定不分贫富每户交洋“十元半”，由此激起民众强列反抗。是年6月，朱兆琼、张伯山、李子洪等联络县东北各乡民众，在上程家坝、下陈家坝、苦草坝、板桥口、空山坝、草池坝等地建立教堂，发展红灯教，并延请南江红灯教首岳文富（人称岳八神仙）的高徒传授刀枪技法，训练“神兵”，武装掀起反“十元半”的抗捐运动。红灯教的“神兵”们身穿红袍，头缠红巾，面涂朱砂，口喊刀枪不入，气势凶猛。是时，李子洪驻兵三包寺，刘承先驻兵狮子岗，张伯山驻兵得汉城，赵世开驻兵石鹅寺，邵承谟驻兵马鹿寨。朱兆琼自称“护民大总统”，或称“军民总司令”，下设千总、百总、哨长、十长等职。一时间通江县西北、东北皆为红灯教所据。
民国8年（1919）7月，郑启和部在平溪河一带重兵清剿红灯教，捕杀红灯教神兵30多人。8月，红灯教千总陈永福率神兵300余众，在阎家湾伏击郑启和副官张维驹部，毙杀30余人，11月，神兵由3000多人猛增到13000余人，教徒由1000余人发展到4000余人。是月中旬，板桥口千总李子洪率神兵于写字岩伏击郑部陈绍康营，毙伤其200余人。
当郑启和部全力攻剿新场坝、铜钵山时，驻扎在得汉城的张伯山，趁势在铁溪、永安、沙溪一带发展力量，人数很快达到5000人，并在得汉城内制造土大炮，挖硝土熬制火药。12月中旬，区保卫营长熊登武与郑部营长郝南陔攻得汉城，久攻未克，退驻锣坪、县坝、罗家坝一带。阴使司号员侨装潜入得汉城，以150元大洋收买红灯教守得汉城北门的赵雨田，郝营率兵轻易控制北、西、南寨门，神兵伤亡惨重，张伯山率领500人连夜逃至马鹿寨与邵承谟会合。
民国9年（1920）一至五月，通江红灯教首领相继被杀，教徒和神兵亦有3000多人被捕杀。从民国7年（1918）6月至民国9年（1920）5月，轰轰烈烈的反“十元半”抗捐斗争被镇压。其间，红灯教首领张伯山部在得汉城驻守“历一年余”（《通江舆地词典》）。
五得汉城与红军入川 1932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于12月中旬到达陕西西乡县。
12月15日，红四方面军在西乡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向川北进军，开创川陕革命根据地。是时，巴山南面的川北地区，因军阀田颂尧正率部在成都参加内战，防务空虚。
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以73师217团为先遣部队，先行出发，从西乡南下，翻越大巴山，向川北进军。主力部队于19日相继出动。“217团在经过两天的急行军之后，于12月18日进占通江北部边界之两河口，守敌一个连闻风逃窜。2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通过两河口，继进泥溪场，即以10师向通江城东北之洪口前进，向东发展，到达瓦室铺后，又以73师经涪阳坝向通江城西北之平溪坝前进，向南江发展。红四方面军总部则率11、12两师直趋通江县城，准备在攻占通江县后再向巴中发展。25日，12师先头部队解放通江城，守敌第2旅两个营及当地团防大部被歼。这样，红四方面军就乘敌兵力十分空虚之际，迅速地展开部队，控制了以通江为中心的大片地区”（《红四方面军战史》送审稿。转引自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1933年1月23日，红军解放巴中县城。1933年1月26日，红军解放南江县城。由此，川陕革命根据地基本建立。
自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以来，苦草坝（今永安镇）就成为川陕省及红四方面军巩固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中心和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得汉城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重要的战略位置，更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红四方面军的许多重要机关曾先后设置或迁移其上，现仅机构名称、驻设或迁驻时间，按顺序先后赘列次于后：
川陕省工农银行总行保卫科，1932年12月至1935年2月驻得汉城小坎子。
川陕省经济总公社，1933年1月至1935年2月驻得汉城李氏祠。
川陕省石印局，1933年1月至1935年2月驻得汉城岭岭上。其间，于1933年11月至1934年3月中旬石印局迁通江城。
苦草坝特区俱乐部，1933年1月至1935年2月驻得汉城瓦窑坪。
苦草坝特区蔬菜队，1933年1月至1935年2月驻得汉城大菜园。
红四方面军高干中医院，1933年1月至1935年2月驻得汉城弯弯里。
川陕省工农银行工农饭店，1933年1月至1935年2月驻得汉城小坝子。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1933年2月至1934年4月驻得汉城弯弯里。其间于1933年7月至11月，迁通江县城。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电台，1933年2月至1934年4月驻得汉城弯弯里。其间于1933年7月至11月，迁设于通江县城北炮台山上的杜家坪。
川陕省财政经济委员会，1933年2月至1935年2月驻得汉城李氏祠。
苦草坝特区保卫局革命法庭，1933年2月至1935年2月驻得汉城大菜园。
红四方面军被服厂（女被服厂），1933年3月至1935年2月驻得汉城岭岭上。
川陕省总经理部，1933年6月至1935年2月驻得汉城李氏祠。
川陕省工农银行总行，1934年1月至1935年2月驻得汉城小坎子。
川陕省工农银行造币厂，1934年1月至1935年2月驻得汉城南门下城坡里。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彭杨学校（红军大学），1934年1月至1935年2月驻得汉城高鼓楼。
中共川陕省委，1934年4月至1934年10月驻得汉城弯弯里。
川陕省赤北县保卫局，1934年7月至1934年12月驻得汉城大菜园。
此外红四方军还先后在得汉城设立了红军洗衣队、合作社粮食收购点，红军囤粮库等。
由于得汉城的重要作用，尽管红四方面军在此驻有重兵，但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土匪还是多次偷袭进攻，据《永安乡志》记载：
1934年7月12日，国民党部28军18团（称一路军），20军12个团（称四路军），分别由邓锡侯、杨森统率，进攻得汉城，未逞。
是年8月30日夜，蘑儿垭“难民团”胡本立、李宗品率土匪400余人，偷袭得汉城，未逞。9月下旬，胡、李再度率匪300余人，攻得汉城，遭到红军猛烈打击而败逃。
1935年2月下旬，红军奉命全部撤离得汉城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