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犁耕抗日铁血执法队
演绎硝烟化战魂（书写英雄话战魂）
——也谈《抗日铁血执法队》
《抗日铁血执法队》，抗日战场，晋绥军残酷壮烈抗战的巨幅画卷。
我们说，抗战写实莫过于《亮剑》，军营写实莫过于《士兵突击》。两部片子之所以热播，源于作品成功演绎了，李云龙作战群体之“亮剑”，“钢七连”许三多等如何扛旗“不抛弃，不放弃。”
笔者以为，抗战故事《执法》作，何尝不是又一部《亮剑》，抑或《士兵突击》？其战争写实，可谓《亮剑》之抗日风火；其人物塑造之真实感，可谓又一批“钢七连”将士；其地域性特色，更是浓郁的晋剧、雁剧般晋陕“梆子”风情。
《执法》作，抵御外侵的强大主题，写实再现的战场硝烟，铁血激战的西北军战魂，有血有肉的抗日军人群像，扑面而来。活灵活现，形象bi真，再现了晋陕社会现实生活。如此这般，皆是犁耕《执法》作，成功之花絮、花串、花环。
至于《执法》作之思想性与艺术性，逐浪社区之个人空间，有定襄犁耕之读后感《血战天镇显忠魂》，奉读在前。其“读后感”，对《执法》作之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皆评说的比较到位。笔者在此，就不再具体展开赘述了。窃以为，《血战天镇显忠魂》，值得一读。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品读与理解抗战大作《执法队》。
但凡文学评论，即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与批评，都是见仁见智，千人眼里千“罗敷”。
因而，笔者也对《执法》作之艺术技巧方面，提几点不同看法，以供作者与读者商榷。
其一，作品书名，有待琢磨。
作品名称拘泥于“执法队”。这对作品展示的博大精深之思想内容，乃明显硬伤。
军门执法，各个朝代，各个时期，各有说法。民国军门“执法”军种，谓之“宪兵”，就是专门“找茬”于军中的执法兵种。
《执法》作，所演绎的，乃西北军英勇抗战之主题，“执法”只是其主题内容下的组成部分。因而，以“执法”为题眼，以“执法队”为落脚点，无论主题内容如何具有深广度，都被作品标题给“局限”了。这，不能不说是“硬伤”。
诚然，缩小外延，有利扩大内涵。从而避免大而泛泛，以利笔触更加具体与细致。然而，外延与内涵的比例掌控，应当根据主题之着眼点，求度适中，求情合理。
其二，作品主角，有待斟酌。
既然主要人物，大多是阎锡山麾下，那么“阎锡山”就是看点。无论正史、野史，对阎锡山其人其行如何评价，其毕竟是人们耳熟能详之人物。以此为切入点，哪怕当反面人物、影子人物塑造，过大于功，其也算得上“历史人物”，曾经的一路大军阀。
至于主人公张培梅，可以是“张培松、张岩松、张梅松”什么的，不可拘泥于基本纪实。这样不利于对主人公“伟岸”而丰满形象的出炉，更不利结局之合理“盖棺定论”，也就必然对作品人物，所折射的“广泛性”意义，形成“软伤”。
《执法》作，文体是小说而非传记，完全可以将主角人物，在“个性”基础上，求得“共性”，使之人物意义，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性。真人真事，张培梅等人物与故事，应当视为作品故事的模本、蓝本之出处。因为，“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文学人物”，有别于真实人物。比如《三国演义》的曹Cao，有别于《三国志》的曹Cao.
何谓“小说”？鲁迅先生对此有界定，那就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
就是说，假如要塑造一个理发师的文学形象，这个理发师身上所展现之种种，就必须具备所有理发师之“共性”。从而达到，让每个理发师都感觉到，故事说的象自己，又不是自己；让读者惑观众，感觉是“这个”，而又非“这个”的艺术效果。
比如，《亮剑》的作者都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亲口说过“李云龙”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名字。再说，共和国开国功臣名册上，也没有出现过这个名字。然而，谁敢说作者塑造的文学形象“李云龙”，不是抗日战场真英雄？不是铁血抗战的代表？这个，就是文学人物“共性”。而李云龙就是李云龙，不是张云龙，孙云龙等等，这就是文学人物“个性”。
再比如，无论你走进共和国的哪个兵团，你会不见《士兵突击》的“钢七连”？你会感受不到“许三多”就在眼前？
诸如此类，就是文学作品之共性与个性的有机融合，从而形成文学形象，具备一定的艺术张力与魅力。是对“小说”之文学定义，“杂取种种，合成一个。”的实例解析。
所以，笔者认为，作品主人公张培梅，可以是作品主要人物之一。同时，应当加强文学真实化，力避现实真实化。
“文论概说”认为，任何文学创作，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皆往往取于现实生活，而又高于现实生活。因为，其中无不渗透与折射，一个作家对人生、对人性、对爱情、对丑恶，对礼义忠廉耻，对包罗万象之自然与社会的审美感悟、需求、鞭挞与期望。
其三，笔触视点，有待考量。
一部文学作品，所涵盖的思想、艺术性范畴，包括时代背景的设置，故事时间、地点的界域，主人公的言行界碑等等，都涉及作者布局谋篇的“立足点”问题，尤其主要人物安排的“立足点”至为关键。即，你站在哪个层次，哪个平台，哪个角度，高举你手里的探照灯，扫视你的笔下，所要描绘的一切？立足点不同，所折射的角度与层次就不同。
我们说，作品人物安排的合理性，很具匠心。故事，是靠主要人物展示与演绎的。安排什么样人物，其价值取向，其所作所为，将直接贯穿作品全部，直接影响作品的思想性，进而将直接导致，人们对作品“立足点”取向的拷问，无以回避是否形成“隐伤”。
因而，借此建议犁耕先生，是否考虑将主人翁故事“大而化之”一些呢？即，大而化之写实，大而化之演绎。因为，你写的是“小说”，不是为某人“纪实”。从而也就能够，合情合理地规避了，摆在我们眼前之现实的“局限”与无奈，也就自然而然地排除了“隐伤”。
以上几点不同看法，仅仅是有关文学艺术的探讨范畴。也只有，很有质感的作品，才值得探讨。
瑕不掩瑜！几点所谓的硬、软、隐伤，并不影响作品厚重的思想性，精彩的故事性，引人入胜的可读性。礼赞！
谨以此文，答谢犁耕！同是天涯笔耕人，希望能够，给予文坛穷耕耘的犁耕先生，些许思路，点滴抚慰，笔者也就不枉专此奉文矣！
文家薛南，于书斋静好居，写于2013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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