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1）
差不多已经过了两个月的光景。已经是炎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现在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这期间，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他那部花费了六年心血写成的成果，题名为：《略论欧洲与俄国的国家基础和形式》的著作一年前已经写好了。其中某些章节和序言都曾在杂志上发表过，其他的一些章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曾对他的同好们诵读过，因此这部著作的主导思想对于读者说来已经不是完全新奇的了；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仍然指望这部著作的出版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不是科学上的革命，至少也要引起学术界的大骚动。
经过仔细修订以后，这部著作去年出版了，而且分发到书商们手里。
虽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向任何人询问一声，而且回答打听这部书的情况的朋友们的问询时也是勉强的和故作冷淡的，甚至也不去问问书商销路如何，但是他却机警地、全神贯注地注意着他的著作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引起的最初的印象。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第三个星期也过去了，在社会上看不出丝毫的反应；他的朋友们，那些专家和学者，有时候，显然是出于客气的缘故，才向他提了一提；其他的熟人们，那些对学术著作完全不感兴趣的人，根本没有向他提起过。社会上，特别是目前全神贯注在别的事情上，完全是冷淡的。在文学刊物上，整整一个月，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本书。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曾经精确地计算过写书评所需要的时间；但是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仍然沉默着。
仅仅在《北方甲虫》上，在一篇论倒嗓的歌手德拉班吉的滑稽小品文里，插入了几句对科兹内舍夫的著作颇为不敬的批评，指出这部作品早就受到人人的指责，受到一致的嘲笑。
终于，在第三个月上，在一种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评文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识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有一次在戈卢布佐夫家遇见过。
作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患病的作家；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是很大胆的，但是极其没有教养，而且在私人关系上是很怯懦的。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根本瞧不起这个作者，但他还是怀着十分的敬意着手阅读这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太可怕了。
批评家显然完全曲解了这部著作。但是他把引文选择得那么巧妙，使得没有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显然几乎没有人看过这部书）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整个著作只不过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已，甚至连文字也用词不当（像问号所指出的），因此这部书的作者完全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这一切说得那么巧妙，连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本人都不否认说得很巧妙；而这就是它之所以可怕的地方。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来检验那位批评家的论据是否正确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但是他根本不考虑受到人家讥讽的缺点和错误——显然这都是吹毛求疵——却立刻不由自主地开始回忆他和这篇评论的作者会面和谈话的最细微的细节。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自己。
回忆起会面的时候他曾纠正过这个年轻人所说的那些流露出他的愚昧无知的话语，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找到了这篇文章的用意的原因。
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书刊和谈话中对于这部著作是死一般的沉寂，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出来，他花费了那么大的热诚和心血的、六年才完成的作品，完全付之流水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处境更加痛苦了，因为完成了那部著作，他再也没有像以前曾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的著述工作了。
谢尔兹·伊万诺维奇聪明、有学问、健康、而且精力旺盛，但是他却不知道把精力用到哪里去。在客厅里、大会上、会议中、委员会里和凡是可以讲话的场合发表议论，占去了他一部分时间；但是作为一个住惯城市的人，他不允许自己像他的没有经验的弟弟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把全副精力完全花费在谈话上；因此他还剩下许多闲暇时间和智力。
幸亏，在他的著作失败以后这段难挨的时间里，异教徒、美国朋友们①、萨马拉的饥荒②、展览会和唯心论等问题都被以前社会上不大注意的斯拉夫问题⒇③代替了。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原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创始人，就完全投身到这里面去了。
①美国朋友们——一八六六年，亚历山大二世逃脱了卡拉科左夫行刺的阴谋后，美国有一个外交使团到俄国来表示庆贺，对俄国给予联邦政府的道义上的支持表示谢意（俄国在一八六三年美国内战期间曾派了一营骑兵去美国，作为友好的表示）。使团在庆祝的人群中受到亚历山大接见，并受到政府和群众团体极其热烈的欢迎。
②那时他写了一封长信，生动而具有说服力地描绘了这种悲惨的情况。这发表在《莫斯科的报告》上，非常骇人听闻，迫使政府采取行动，除了私人捐献，总共捐助了二百万卢布的光景。这样人民勉强度过那一年，以后两年丰收，使他们又完全站起来了。
这事件，甚至在危机过去以后，自然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萨马拉的饥荒——一八七三年六月托尔斯泰及其家庭去看他在萨马拉省布鲁克区新购置的一块领地。像以往一样，农民的生活情况使他感到兴趣，但他所看到的行将来临的灾难的情景使他十分惊骇。那里接连两年歉收，耗尽了农民们在以往岁月里的存粮。那一年干旱，颗粒无收，人民面临着饥荒。地方当局并没有采取措施，而全国和中央政府对这次灾难一无所知，因为遥远的萨马拉省是那么隔绝，托尔斯泰在他的领地附近亲自每隔十家就研究一下，并且骑马到邻近方圆五十哩的地区去收集详细的情报。
③斯拉夫问题——斯拉夫各民族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现实的政治问题之一。一八七四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始了起义，一八七六年黑山人发动起义。同年，塞尔维亚对土耳其宣战。保加利亚也发动起义。次年四月俄国参战，并于一八七八年击败土军。极端反动分子为了镇压巴尔干的革命情绪，拥护进攻巴尔干，因为起义者的斗争不但反对土耳其人，也反对当地的封建主。许多民粹派的革命者参加了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的起义运动。作者很了解斯拉夫各民族反抗异国统治的历史性斗争的意义。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属的圈子里，那时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什么也不写也不谈。所有无所事事的群众一向用来消磨时间的东西，现在都用来为斯拉夫人效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妇女的服装、啤酒和饭店——一切都证实了人们对斯拉夫人抱着同情。
许多有关这问题的言论和著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细节上说并不同意。他看出来斯拉夫问题变成那种一个接着一个地构成社会人士谈话资料的时髦的消遣品之一；他也看出好多人参与这种事是怀着自私自利和自吹自擂的目的的。他认为报刊发表了许多不必要的和夸大其词的东西，只不过是要引人注意自己和压倒对方。他看出在社会上这种普遍的热潮中跳到前面和叫嚣得比任何人都响亮的是那些失意的、受了委屈的人，像没有队伍的总司令，不管部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和没有党羽的党魁。他看出来有很多是轻浮而可笑的；但是他也看出来，而且承认那种联合了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令人不能不同情的、那种无容置疑和不断增长着的热情。屠杀我们同一教派的人和斯拉夫弟兄的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恨。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斗争的塞尔维亚人和斯拉夫人的英雄主义，在全民族中唤起了一种不是用言语而是要用行动来支援他们的弟兄们的愿望。
此外还有一个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非常高兴的现象：这就是舆论的表示。社会上明确地表示了它的愿望。"民族的精神表现出来了，"正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说的。他越研究这个问题，就越清楚地觉得这是一种规模必然很宏大的划时代的事件。
他专心致志地为这种伟大的运动服务，忘了去想他的著作。
他的全部时间占得满满的，连回复所有的信件和要求都来不及。
工作了一春天和一部分夏天以后，直到七月他才准备到乡下他弟弟那里去。
他去，一方面是休息两个星期，一方面是在人民最神圣的地方，在乡村的中心，饱览一下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这种精神他和所有首都和大城市的居民是深信不疑的。老早就打算实践去列文家拜访的诺言的卡塔瓦索夫，陪着他一同去。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刚刚到达那天特别热闹拥挤的库尔斯克铁路线的火车站，下了马车，正在回头张望押着行李跟在他们后面的仆人的时候，就有一些志愿兵①乘着四驾马车驰来了。妇女们拿着花束欢迎他们，而且有一群蜂拥而来的人跟随着他们进入车站。
①这一段时期指的是一八七六年七月，那时，在保加利亚人起义以后，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黑塞哥维那人起义反抗土耳其人。许多俄国志愿兵参加了起义。一八七七年四月，俄国为了土耳其的基督教地区获得独立和自主权终于宣战。
有一个欢迎过志愿兵的太太，走出候车室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也来欢送吗，"她用法语问。
"不，公爵夫人，我自己要走。到我弟弟家去休息。您总是来欢送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隐约可辨的微笑说。
"怎么能不送呢！"公爵夫人回答。"我们这里真的已经开走了八百人吗？马利温斯基不相信我的话。"
"八百多了。如果把那些没有直接由莫斯科开走的也计算在内，那就有一千多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瞧！我就是这么说嘛！"那位夫人愉快地响应说。"是不是真的捐助了一百万卢布了？"
"还要多呢，公爵夫人。"
"您看今天的电讯怎么样？又把土耳其人打败了！"
"是的，我看到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他们在谈论最近的电讯，上面证实了连续三天之内土耳其人在各个据点都被击溃，四下逃窜，预料明天将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啊，顺便提一提，有一个很好的年轻人申请批准他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刁难。我想请求您一下，我认识他，请您代他写一封信。他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派遣来的。"
向这位公爵夫人打听了她所了解的有关这位年轻人的详细情形以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进头等候车室，给那位有权决定这件事的人写了封信，就交给那位公爵夫人了。"您知道，那位著名的弗龙斯基伯爵，也坐这趟车走，"公爵夫人带着得意扬扬和意味深长的微笑说，在他又找到她，把信交给她的时候。
"我听说他要走，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坐这趟车走吗？"
"我看见他了。他在这里。只有他母亲来给他送行。这总算是他最好的办法了。"
"噢，是的，自然啦！"
他们正在交谈的时候，人群由他们身边涌到餐室去。他们也往前移动，听见一个手里端着酒杯的绅士的嘹亮的声音在对志愿兵们讲话："为信仰，为人类和我们的弟兄们服务！"那位绅士说，声音越提越高了。"你们的母亲莫斯科祝福你们去建立丰功伟绩！·万·岁！"他用一种响亮而含泪的声音说。所有人都欢呼"·万·岁！"又有一大群人涌到大厅里来，险些儿把公爵夫人撞倒。
"啊，公爵夫人！您看怎么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突然在人群中出现了，笑逐颜开地说。"说得又好又热情，对不对？好极了！谢尔盖·伊万内奇，您应该讲点什么，好使…您知道，只要几句鼓励的话；您讲得那么好，"他带着亲切的、尊敬的、谨慎的微笑补充说，轻轻地拉住胳臂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往前推了推。
"不，我就要走了。"
"到哪里去？"
"到乡下我弟弟那里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
"那么您会看到我的妻子。我给她写过信，但是您会早些见到她。请您告诉她您见到我，allright①！她会明白的。不过，请您费心告诉她，我已被任命为联合委员会的委员…哦，她会明白的！您知道，lespetitesmi色resdelaviehuCmaine，②"他对公爵夫人说，仿佛在道歉一样。"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不是丽莎，而是比比施，真的送去了一千枝枪和十二个护士哩！我跟您说过吗？"
①英语：一切都好。
②法语：人生的小小不幸。
"是的，我听说了，"科兹内舍夫勉强地回答说。
"您走掉了真可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明天我们要为两个人：彼得堡的季米尔－巴尔特尼扬斯基，和我们的韦斯洛夫斯基，格里沙饯行。他们两人都要去的，韦斯洛夫斯基最近结了婚。真是个好汉子！对不对，公爵夫人？"他对那位夫人说。
公爵夫人不答腔地望了望科兹内舍夫。但是谢尔盖·伊万内奇和公爵夫人似乎想要摆脱他，这一点也没有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感到难堪。他时而微笑着凝视公爵夫人帽子上的羽毛，时而左顾右盼，好像在回想什么一样。看见一个拿着募捐箱走过来的妇人，他就招手叫她过来，放进去一张五卢布的纸币。
"我口袋里有钱的时候，我看见这些募捐箱就不能无动于衷，"他说。"今天的电讯怎么样？这些黑山人，真是好汉子！"
"真的吗！"当公爵夫人告诉他弗龙斯基也坐这班车走的时候，他叫出声来。一时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露出愁容，但是一会以后，当他微微摇摆着，抚摸着络腮胡子，走进弗龙斯基待的候车室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伏在妹妹的尸首上绝望地痛哭，他只把弗龙斯基看成一个英雄和老朋友。
"他虽然有那么多缺点，但是不能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奥布隆斯基一离开他们，公爵夫人就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他完完全全是俄罗斯型的，斯拉夫型的性格！不过恐怕弗龙斯基看见他会很难过。不论怎么说，这个人的命运使我很感动。在路上跟他谈一谈吧，"公爵夫人说。
"是的，也许会的，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从来也不喜欢他。但是这事把许许多多都弥补了。他不仅自己去，而且他还自己出钱带去了一连骑兵。"
"是的，我听说了。"
铃响了，所有的人都朝着门口蜂拥而去。
"他就在那里！"公爵夫人指着弗龙斯基说，他穿着长外套，戴着宽边黑帽，挽着他母亲的胳臂走过去。奥布隆斯基在他旁边走着，正兴奋地谈论什么。
弗龙斯基皱着眉头，直视着前方，好像并没有听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谈什么。
大概是由于奥布隆斯基的指点，他朝公爵夫人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的地方回头一望，默默地举了举帽子。他的变得苍老的、充满痛苦的面孔像石化了一样。
走到月台上，弗龙斯基让他母亲先走过去，就默默地消失在一节单间车厢里了。
月台上奏起《上帝保佑沙皇》，紧接着是"·万·岁"和欢呼声。有一个志愿兵，高高的身材，塌陷的胸脯，很年轻，正特别惹人注目地行礼，在他的头上挥舞着毡帽和花束。两个军官和一个长着大胡子、戴着油污的帽子的上了年纪的人从他身后探出头来，也在行礼。
向公爵夫人告辞以后，谢尔盖·伊万内奇和走拢来的卡塔瓦索夫一齐走进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火车开动了。
在察里津车站，火车受到一队唱着悦耳的《斯拉夫西亚》①的青年合唱队的欢迎。志愿兵们又行礼，探出头来，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再注意他们；他和志愿兵们打过那么多交道，对于他们这一类型已经看惯了，引不起他的兴趣了。但是卡塔瓦索夫，由于忙着从事科学工作一直没有机会观察志愿兵们，却对他们非常感兴趣，直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探听他们的事。
①这是一支爱国的歌曲。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劝他到二等车里去，亲自同他们谈一谈。到了下一站卡塔瓦索夫就照着这话去做了。
车一停他就走到二等车厢里，同志愿兵们结识了。他们正坐在车厢的角落里高谈阔论，而且显然知道旅客们和走进来的卡塔瓦索夫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那个高个子、塌胸脯的年轻人讲话的声音比任何人都响亮。他分明喝醉了，正在讲他在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件事。他对面坐着一位已经不算年轻的军官，穿着奥地利近卫军的军用外套。他带着微笑听着那个年轻人讲，而且想要拦住他。第三个，穿着炮兵军服，坐在他们旁边的一只箱子上面。第四个沉入睡乡。
同那个年轻人攀谈起来，卡塔瓦索夫探听出来他本来是莫斯科的一个富商，不满二十二岁就将巨大的家产挥霍净尽。卡塔瓦索夫很不喜欢他，因为他毫无丈夫气概，娇养坏了，而且身体虚弱；他显然确信，特别是现在他喝得醉意醺醺的时候，他是在完成一种英雄事业，而且他以一种令人最不愉快的姿态自吹自擂起来。
第二个，那个退伍军官，也给了卡塔瓦索夫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他显然是一个样样事都干过的人。他曾经在铁路上供过职，做过管家，自己开办过工厂，完全没有必要地谈论着这一切，不恰当地使用着一些术语。
第三个，那个炮兵，反而获得了卡塔瓦索夫很大的欢心。他是一个谦逊而沉静的人，显而易见很崇拜那位退伍近卫军官的知识和那位商人的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一点也没有谈到他自己。当卡塔瓦索夫问他是什么促使他去塞尔维亚的时候，他谦虚地回答说：
"哦，人人都去呢。而且塞尔维亚人也需要帮助。我替他们难过。"
"是的，那里特别缺少炮兵，"卡塔瓦索夫说。
"但是我在炮兵队里服役没有多久，也许他们会把我派到步兵或者骑兵队里去。"
"在最需要炮兵的时候，为什么要派到步兵队里去？"卡塔瓦索夫说，按照炮兵的年龄推断，他一定已经升到相当高的官阶了。
"我在炮兵队里服役没有多久。我是一个退伍的军校学生，"他说，于是就开始解释为什么他军官考试没有及格。
这一切凑拢起来给予了卡塔瓦索夫一种不愉快的印象，当志愿兵们到一个车站上去饮酒的时候，他想同旁的人谈谈来证实一下自己的不良印象。有一个穿军用大衣的老年旅客，一直倾听着卡塔瓦索夫和志愿兵们谈话。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卡塔瓦索夫就跟他攀谈起来。
"去那边的所有这些人的情况有多么不同啊！"卡塔瓦索夫含混其词地说，想要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也要探听一下那位老人的见解。
这老人是一位军官，参加过两次战役。他知道一个军人应当是怎样的，从这些人的外表和谈吐，从他们一路上酒瓶不离口那股劲头看来，他认为他们是不好的兵士。除此以外，他住在一个县城里，他很想讲讲那个县城里有一个参军的退伍军人，那是一个谁也不肯雇用的醉汉和窃贼。但是根据经验他知道在目前社会上这种情绪之下，发表任何违反公论的意见都是危险的，特别危险的是指责志愿兵们，因此他也只望了望卡塔瓦索夫。
"哦，那边需要人，"他说，眼里含着笑意。于是他们开始谈论最近的战事消息，互相掩饰着不知明天会和谁交战的疑惑心情，因为根据最近的情报，土耳其人在各个据点都被打败了。因此他们两人谁都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分手了。
卡塔瓦索夫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告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他对志愿兵的看法的时候，不由地说出违心之论，好像他们都是最杰出的人一样。
在一个大城市的车站上，志愿兵们又受到歌声和欢呼声的欢迎；拿着募捐箱的男男女女又出现了，省城的妇女们向志愿兵们献花，陪着他们进入餐室；但是这一切已经比莫斯科差得多了。
当火车停在省城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到餐室去，却在月台上踱来踱去。
他第一次经过弗龙斯基的车厢的时候，他注意到窗幔是拉下来的。但是他第二次经过的时候，他看见老伯爵夫人正坐在窗口。她招手把科兹内舍夫叫到跟前。
"您看，我把他一直送到库尔斯克，"她说。
"是的，我听说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停留在她的窗前，往里望了一眼。"就他这方面说，这是多么高尚的举动啊！"他补充说，注意到弗龙斯基没有在车厢里。
"是的，遭到那场不幸以后，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多么可怕的事件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唉，我受了多大罪啊！请进来吧…唉，我受了多大罪啊！'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进来，在她旁边的软席上坐下的时候，她重复了一遍说。"您简直想像不出啊！六个星期他对谁也不讲话，只有我恳求他的时候，他才吃一点。简直一会儿也不能离开他。我们把一切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都拿开了；我们住在楼下，但是万事都难预料。您要知道，他为了她的缘故自杀过一次，"她说，回想起这事，老妇人的眉头又皱起来。"是的，她的下场，正是那种女人应有的下场。连她挑选的死法都是卑鄙下贱的。"
"判断这事的不是我们，伯爵夫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说。"但是我了解，这对于您有多么痛苦。"
"唉，别提了！那时我正住在自己的田庄上，他同我在一道。有人送来一封信。他写了封回信，就送走了。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她就在车站上。傍晚，我刚到我的寝室去，我的使女玛丽就对我说车站上有位夫人卧轨自杀了。我好像受了意外的打击一样！我知道这就是她。我头一句话就说：不要告诉他。但是他们已经对他讲了。他的车夫在场，一切都看到了。当我跑到他的房里去的时候，他已经精神失常了，看见他真怕人啊！他一句话也不说，骑着马一直奔到那里去了。我不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把他像死尸一样抬回来。我真要认不出他来了。医生说。Prostratioplète，①紧接着就差不多疯狂了一样。"
①法语：完全虑脱了。
"唉！提这个做什么呢！"伯爵夫人挥了挥手说。"可怕的时候啊！不，不论怎么说，她都是个坏女人。这种不顾一切的热情有什么意思啊！只不过是证明她有些特别罢了。嗯，她真的就这样证明了。她毁了她自己和两个好人——她丈夫和我的不幸的儿子。"
"她丈夫怎么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
"他带走了她的女儿，阿列克谢最初什么都满口答应。但是他现在非常痛惜把自己的女儿给了生人。但是话已出口，不能反悔了。卡列宁来参加了葬礼。但是我们设法安排得使他和阿列克谢见不着面。这样，对他，对做丈夫的，都要好一些。她使他自由了。但是我的可怜的儿子却完全献身于她了。他抛弃了一切——他的前程和我，就是这样她都没有可怜他一下，却存心把他完全毁了。不，不论怎么说，连她的死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可恶女人的死法。上帝饶恕我，但是我一看见我儿子毁了，一想起她来我就不可能不痛恨！"
"不过他现在怎么样了？"
"这场塞尔维亚战争，真是天赐我们的拯救啊！我是个老太婆了，我不懂其中的好歹，但是对他说这是天赐的福份。自然，我，作为他的母亲，替他担心害怕；尤其是，据说Cen'estpaspastrèsbie女uàPetersbourg①。但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唯一能够使他振作起来的事情。他的朋友亚什温，把一切都输光了，也到塞尔维亚去。他来看望他，劝他去。现在这件事引起了他的兴趣。请您去同他谈一谈吧。我愿意使他散散心。他是那么悲伤。不幸的是他的牙齿又痛起来。但是他看见您一定会很高兴。请您去跟他谈谈吧；他就在那边走来走去呢。"
①法语：在彼得堡人们不赞成这件事。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很乐意，就走到月台那边去了。
在堆积在月台上的大麻袋投下的夕照的斜影里，弗龙斯基穿着长外套，帽子戴得低低的，双手插在口袋里，像笼中的野兽似的在踱来踱去，走二十步就猛地转个身。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上去的时候，觉得弗戈斯基看见了他，却战意装出没有看见他的样子。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毫不在意。
他已经把他和弗龙斯基之间的个人恩怨置之度外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眼里，弗龙斯基这时是一个从事于一种伟大事业的重要人物，而科兹内舍夫认为鼓舞他和向他表示赞许是他的责任。他走到他面前。
弗龙斯基站住了，望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出他来，就迎着他往前走了几步，和他紧紧地握了握手。
"也许您不愿意见我，"谢尔盖·伊万内奇说。"但是我能不能为您效点劳？"
"对我来说，无论同谁也不如同您见面那样比较愉快的了，"弗龙斯基说。"对不起，对于我，人生已没有什么乐趣了。"
"我明白，而且愿意为您效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凝视着弗龙斯基那张流露着明显的痛苦神情的面孔。"要不要为您向李斯提奇①和米兰②写封信？"
①李斯提奇（18311899），塞尔维亚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在一八七六年塞尔维亚与土耳其战争时他任外交部长，采取亲俄政策。
②米兰·奥布廉诺维奇（18541901），于一八七二年统治塞尔维亚。一八七六年，社会舆论迫使他对土耳其宣战，以支持波斯尼亚人民的起义。经过长期战争，塞尔维亚获得独立，米兰于一八八二年自己宣布为国王。
"噢，不！"弗龙斯基说，好像费了很大劲才明白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就散散步吧。车厢里那么气闷。一封信吗？不，谢谢您；去赴死是用不着介绍信的！除非是写给土耳其人…"他说，仅仅嘴角上挂着一丝笑意。他的眼睛里仍然保留着那种气忿的痛苦神情。
"是的，不过同有了准备的人建立关系（这总归还是需要的），对您总要好一些。不过，随您的便。我高兴听听您的决定呢。志愿兵们受到那么多的攻击，像您这样一个人，会在舆论里提高他们的声望哩。"
"我，作为一个人，"弗龙斯基说。"好处就在于，我丝毫也不看重我的生命。而且我有足够的体力去冲锋陷阵，或是击溃敌人，或是战死——这一点我倒是知道的。我很高兴居然有适于我献出生命的事业，这生命我不但不需要，而且还觉得很憎恶哩！它对别的人也许是有用的，"由于牙齿不断的剧痛，他的下颚忍受不了地抽搐着，痛得他连心里想的也说不出来。
"我敢预言，您会复元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觉得很受感动。"把自己的弟兄们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一种值得人去出生入死的目的。愿上帝赐给您外在的成功和内心的宁静，"他补充说，伸出手来。
弗龙斯基紧紧地握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伸出的手。
"是的，作为一种工具我还有些用处。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一个废物了！"他停顿了一下才说完。
他的坚固的牙齿的剧痛，使他的嘴里充满了唾液，使他说不出话来。他沉默了，凝视着开过来的煤水车的车轮，它沿着铁轨慢慢地平稳地滚来。
突然间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不是痛楚，而是使他异常痛苦的内心的难受，使他一时间忘记了牙痛。他看到煤水车和铁轨，而且受到和一个自从发生了那不幸事件以后就没有见过面的朋友谈话的影响，他突然想起了她；那就是，回想起她遗留下的一切，当他像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一样跑到火车站站房，在一张桌子上，毫不羞愧地展露在陌生人眼前，停放着她那不久以前还充满生命的、血迹斑斑的遗体；那个完整无恙的、长着浓厚的头发、鬓角上有着发卷的头，朝后仰着；在那红唇半张的妩媚动人的脸上凝结着一种异样的表情——嘴唇上含着凄惨的神情，而在那还睁着的凝然不动的眼睛里带着吓人的光芒，好像在说他们吵架时她对他说过的那句可怕的话——说他会后悔的。
他努力追忆他初次遇见她的时候她的模样，那也是在火车站上，她神秘、妩媚、多情、追求和赐予幸福，不像他所记得的她最后那样残酷无情的报复神情。他极力回想他同她一起度过的良辰美景，但是这些时刻永远被毒害了。他只想得起她是一个获得胜利的、实行了谁也不需要的、但使他抱恨终身的威胁的人。他不再感到牙痛了，一阵呜咽扭歪了他的脸。
默默无言地在行李堆旁边来回踱了两趟，而且控制住自己以后，他镇静地转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自从昨天您就没有得到电讯了吧？是的，他们第三次又吃了败仗，但是预料明天将有一场决战。"
又议论了一阵国王米兰的宣言和它可能发生的巨大影响以后，听见第二次铃声，他们就分了手，回到各自的车厢里去了。
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莫斯科，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打电报叫他弟弟去接他。当卡塔瓦索夫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坐着在车站雇的一辆出租马车，风尘仆仆，像阿拉伯人一样，正午驶到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宅邸台阶前的时候，列文不在家。正陪着父亲和姐姐坐在凉台上的基蒂，认出来她的夫兄，于是跑下去迎接他。
"您不通知我们一声，亏得您不害羞！"她说，把手伸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而且让他吻了吻她的额头。
"我们没有麻烦你们，就顺顺当当地到这里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我浑身这么多的尘土，都不敢挨您一下了。我忙得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脱得开身哩。你们一切都照旧吧，"他微笑着说，"在这风平浪静的港湾里，不受浪潮的冲击，享受着恬静的乐趣。这就是我们的朋友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他终于打定主意来了。"
"不过我可不是一个黑人，等我梳洗一下，我就会像个人样了！"卡塔瓦索夫用他平素的戏谑的口吻说，伸出手来，而且微笑着，他的污黑的面孔衬托着他的牙齿显得格外地光亮。
"科斯佳一定会很高兴。他到农场上去了。他该回来了。"
"总是忙碌地经营着农业。确实是在风平浪静的港湾里，"卡塔瓦索夫说。"而我们住在城里的，除了塞尔维亚战争，别的就孤陋寡闻了。哦，我们的朋友怎么看法呢？他同别人的想法一定不一样？"
"噢，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同大家一样哩，"基蒂回答，有点慌乱地回顾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我派人去找他。爸爸和我们在一起。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
吩咐打发人去叫列文和带领满面风尘的客人们去梳洗——一个在列文的书房，另一个在多莉住过的房间——而且吩咐过为客人们摆饭，基蒂充分运用她在怀孕期间被剥夺了的动作敏捷的权利，跑上凉台。
"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教授，"她说。
"噢，这样的大热天真难受啊！"公爵说。
"不，爸爸，他很可爱哩，科斯佳很欢喜他，"基蒂似乎带着恳求的微笑说，发觉了她父亲脸上的嘲讽的神情。
"我倒没有什么。"
"你去招待他们吧，亲爱的，"基蒂对她姐姐说。"他们在车站遇见了斯季瓦，他很好哩。我要跑去看米佳。真倒霉，我从用过茶点以后就没有喂过他。他现在一定醒了，大概在啼哭呢。"感觉着乳汁在流，她迈着迅速的步伐走到育儿室去了。
果然不出所料，她不仅猜到了（她同婴儿之间的联系还没有断绝），而且由于她体内乳汁的汹涌她确切地知道他要吃奶了。
她还没有到育儿室以前，就知道他在哭闹。而事实上他真是在哭闹。她听见他的声音就加快了脚步。但是她走得越快，他哭得也就越响亮。这是一种美妙的健康的声音，只是带着饥饿和急躁的意味。
"他哭了很久吗，保姆？很久了吗？"基蒂慌慌张张地问，坐在椅子上准备哺育婴儿。"赶快抱给我！喂，保姆，你多烦人啊；哦，帽子以后再系好了！"
婴儿由于饥饿哭得直抽搐。
"但是不能不这样哩，夫人，"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她差不多总在育儿室里。"一定要把他收拾得好好的！喂，喂！"她哄逗着婴儿，不理睬他母亲。
保姆把婴儿抱给他母亲。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跟着走过去，带着满脸疼爱的神情。
"他认得我，他认得我！的的确确的，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亲爱的，他认得我！"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压倒了婴儿的哭叫声喊着说。
但是基蒂没有听她的话。她的焦躁和婴儿的焦躁一样地增长着。
由于他们的急躁情绪，事情好久都搞不好。婴儿吮得不是地方，发起脾气来。
终于，经过一阵拚命的、透不过气的哭喊以后，事情才顺利起来，母予同时都安了心，两个人都沉默下来。
"可是他，这个可怜的宝贝，浑身都汗淋淋的了，"基蒂小声说，抚摸着婴儿。"您为什么认为他会认得您呢？"她补充说，斜眼望着婴儿的眼睛，婴儿的那对眼睛，如她所想像的，由滑落到前面去的帽子下面淘气地望着她，她还凝视着他的有规律地一起一伏的面颊，和那画着圆弧形挥动着的、手心通红的小手。
"不可能的！要是他认识人的话，那也是我啊，"基蒂反驳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说法，而且微笑了。
她微笑，因为虽然她说他不可能认识人，但是她心里却确信他不但认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而且还知道和了解一切，甚至许许多多没有人知道的事情，而她，她这做母亲的，由于他的缘故才知道和了解了。对于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对于保姆，对于他的外祖父，甚至对于他的父亲，米佳仅仅是一个需要物质上照顾的活物而已；但是对他母亲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具有精神活动的人物，她和他之间已经有了一系列精神上的联系。
"那您就等他醒来，上帝保佑，您亲自看看吧。我这么一来，他就容光焕发了，亲爱的。像晴朗的早晨一样哩，"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说。
"哦，好的，好的，那时我们再瞧吧，"基蒂低声说。"不过现在您走开吧，他睡着了。"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踮着脚尖走出去；保姆放下窗幔。从摇篮的纱帐下面赶走了苍蝇和一只在窗玻璃上嗡嗡乱叫的大黄蜂，于是坐下来，在她们母子身上挥动着一根干枯的桦树枝。
"真热，真热啊！老天爷下一点雨也好啊！"她说。
"是的，是的，嘘…"基蒂只回答了这么一句，她微微地摇晃着身体，温柔地握住那手腕间仿佛缠着一根线似的肥胖的小胳臂，这只胳臂，当米佳的眼睛时而睁开，时而闭拢的时候，一直轻轻地挥动着。这只手使基蒂心神不定；她很想吻吻这只手，但是又怕这么做会惊醒了婴儿。终于那只胳臂不再挥舞，眼睛也闭拢了。婴儿一边吃奶，一边扬起他那鬈曲的长睫毛，仅仅间或用那双在幽暗的光线中显得乌黑的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母亲。保姆停止搧动了，打起瞌睡来。可以听到楼上老公爵的深沉的声音和卡塔瓦索夫的大笑声。
"我不在他们大概畅谈起来了，"基蒂想。"不过科斯佳不在，终归还是叫人烦恼的。他大约又到养蜂场去了。虽然他常常到那里去我很难过，但是我也很高兴。这会使他开开心。他现在比春天快活多了，好多了。那时他是那么闷闷不乐，那么苦恼，我都替他害怕哩。他有多么可笑啊！"她微笑着低声说。
她知道是什么折磨着她丈夫。那就是他不信教。虽然，如果有人问她，她是否认为如果不信教他在来世就会毁灭，她就不得不承认他会毁灭的，但是他不信教并没有使她不幸；她一面承认一个不信教的人是不可能获得拯救的，同时又爱她丈夫的灵魂胜过世上的一切，她带着微笑想到他不信教，一面暗自说他很可笑。
"他一年到头总读些哲学做什么？"她想。"如果这一切都记载在这些书上，那他就会明白的。如果那上面的话是不正确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读呢？他自己说他很想有信仰。那么他为什么不信教呢？一定是因为他想得太多了。他所以想得太多，就是因为他太孤寂了。他总是孤独的，孤独的。他跟我们什么都谈不来。我想这些客人会使他高兴，特别是卡塔瓦索夫。他爱同他们辩论，"她想，一转念就想到把卡塔瓦索夫安顿到什么地方睡觉才好的问题上去。"和谢尔盖·伊万内奇分开住呢，还是住在一起？"这时一个念头突然涌上她的脑海，使她激动得战栗起来，甚至把米佳都惊扰得严厉地望了她一眼。"我想洗衣妇还没有把洗的东西送回来，而待客用的床单全都用上了。如果我不照料，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就会把用过的床单拿给谢尔盖·伊万内奇！"一想到这个血就涌上了基蒂的面颊。
"是的，我要照料一下，"她下了决心，又回到她以前的思路上去，回忆起有件很重要的、精神方面的事情她还没有想透彻，于是开始回想那是什么问题。"是的，科斯佳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她想起来又微笑了。
"哦，他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与其要他像施塔尔夫人，或者像我在国外的时候愿望成为的那种样子，倒不如让他永远像这样好。不，他决不会弄虚作假哩。"
于是最近一件证明他的善良的事历历在目地涌现在她的心头。两星期前，多莉接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封悔罪的信。他恳求她挽救他的名誉，卖掉她的地产来偿还他的债务。多莉陷入绝望中，她恨她的丈夫，对他又是轻视，又是可怜，打定主意和他离婚，并且加以拒绝；但是结果又同意卖掉她自己的一部分地产。然后，基蒂带着不由自主的感动的微笑，回想起她丈夫的羞涩，他一再想要解决他所关心的这件事情的笨拙的努力，终于想出了一个唯一可以帮助多莉、而又不伤害她的情感的办法，他提议基蒂把她自己那份地送给她，而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他怎么会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呢？他具有这样的心肠，唯恐伤害了任何人的感情，即使是个小孩子的！全都为别人着想，什么都不顾及自己！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完全认为做他的管家是科斯佳的义务，他的姐姐也是如此。现在多莉和她的孩子们也处在他的保护之下。还有那些天天来找他的农民，好像帮助他们是他份内的事一样。"
"是的，但愿你像你父亲，但愿你像他就好了！"她说出来，把米佳交给保姆，吻了吻他的面颊。
自从列文看见他亲爱的垂死的哥哥那一瞬间，他第一次用他称为新的信念来看生死问题，这种信念在他二十岁到三十四岁之间不知不觉地代替了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信仰，——从那时起，死使他惊心动魄的程度还不如生那么厉害，他丝毫也不知道生从哪里来的，它为了什么目的，它如何来的，以及它究竟是什么。有机体及其灭亡、物质不灭、能量不灭的定律、进化——是代替了他往日信念的术语。这些术语和与此有关的概念对于思考问题倒很不错；但是对于生命却毫无作用，列文突然感觉得自己像一个脱下暖和的皮大衣换上薄纱衣服的人一样，他一走进严寒里，毫无疑问立刻就确信了，不是凭着推论，而是凭着他的亲身感受，他简直就像赤身一样，而且他不可避免地一定会痛苦地死去。
从这时起，虽然他对这事还没有多加思索，而且照旧像以往一样生活着，但是列文却不断为了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恐惧。
除此以外，他还模糊地意识到他所谓的那种信念不但是无知，而且还是那么一种思想方法，靠这种思想方法要取得他所需要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在他结婚后的初期，他所体验到的新的快乐和新的责任完全扑灭了这些思想；但是后来，自从他妻子怀孕以后，他无所事事地住在莫斯科的时候起，这个需要解决的疑问就越来越经常地、越来越执拗地呈现在列文的心头。
对于他，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不接受基督教对于生命问题所做的解答，那么我接受什么解答呢？"在他的信念的整个库房里，他不但找不到任何回答，他简直找不出一个像样的答案。
他的处境正像一个在玩具店或者兵器店里寻找食物的人一样。
不由自主地，无意识地，他现在在每一本书籍中，在每一次谈话里，在他遇到的每个人身上，探求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寻求它们的解答。
最使他惊异和迷惑的是那些大多数同他年龄相仿、气味相投的人，也像他一样用他那样的新信念代替了他们从前的信仰，却都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可苦恼的地方，而且还十分满足和平静。因此，除了主要的问题，列文还被另外一些问题苦恼着：这些人是诚实的吗？他们不是在做假吧？否则就是他们对于科学所给予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了解得和他不同，而且比他更清楚？于是他就费尽心血去研究这些人的意见和那些登载着他们的答案的书籍。
自从这些问题开始盘据在他的心头以来，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根据他青年时代大学圈子的回忆而设想宗教已经过时了、再也不存在的想法是错误的。所有那些过着善良生活的、他所亲近的人都信教：老公爵、他那么喜爱的利沃夫、谢尔盖·伊万内奇，还有所有的妇女都信教。而他的妻子信教就像他幼年时候一样，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人民，所有那些博得了他无限尊敬的人，也都信教。
另外一件事是，浏览过许多书籍以后，他确信了那些同他观点一致的人并没有任何远见卓识，什么也不说明，只是干脆把他觉得没有答案就活不下去的那些问题置之不顾，却企图解决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不能使他发生兴趣的问题，例如，有机体的发展，灵魂的机械式的解释，等等。
除此以外，在他妻子分娩的时候，他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他，一个不信教的人，开始祈祷起来，而在祈祷的时候就有了信仰。但是那种时刻已经过去了，他不能够在生活中给予他当时体验到的心情任何地位。
他不能承认他那时认识了真理，而现在是错了；因为只要他平心静气地回想一下的话，这一切就全粉碎了。但是他又不能承认他那时犯了错误，因为他很珍视当时他的心情，要是承认那是意志薄弱的结果，就会玷辱了那种时刻。他处在一种痛苦的自相矛盾的状况中，竭尽心力要摆脱这种状况。
这些思想折磨着他，苦恼着他，有时松弛些，有时强烈些，但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读书，思索，他读得和想得越多，他就觉得自己距离他所追求的目的越远了。
最近在莫斯科和在乡间，既经信服了他在唯物主义者那里得不到解答，于是他就反复阅读柏拉图、斯宾诺沙、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的著作，这些哲学家并不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人生。
当他阅读，或者自己想法驳倒别的学说，特别是唯物主义的时候，他觉得他们的思想很有效用；但是当他一读到，或者自己想到人生问题的解答的时候，就又百思不得其解了。当他遵循着类似·精·神、·意·志、·自·由、·本·质这些意义含糊的字眼的定义，而且故意陷入哲学家为他布置的或者他自己布置的文字罗网的时候，他似乎开始有所领悟。但是只要他一忘记那种人为的思路，从现实生活中又回到他认为满意的思路上去，而且按照这种思路思索，这种人为的建筑物就突然间像座纸房子一样倒塌下来，显则易见这种建筑物是由那一套颠来倒去的字眼构成的，与生命中比理智更重要的东西没有关系。
有一个时期，在读叔本华的时候，他用·爱这个字代替了·意·志这个字，而在他还未摆脱开这种新奇的哲学的时候，它曾经慰藉了他一两天；可是当他用现实生活的观点来观察它的时候，它也立刻瓦解了，变成了毫不保暖的薄纱衣裳。
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劝告他阅览霍米亚科夫①的神学著作。列文读了霍米亚科夫著作的第二卷，尽管他那种能言善辩的、华丽的、妙趣横生的笔调最初曾使他感到厌恶，但是里面有关教会的学说却打动了他的心。最初打动他的思想是，领悟那份天赋神圣真理并非赐予孤立的个人，而是赐予由于爱而结合起的团体——教会——的。使他高兴的是，他想到相信一个包罗了所有人的信仰，以上帝为首的，因而是神圣和绝对正确的，现在的教会，从而信仰上帝、创造世界、堕落、赎罪等等宗教信念，比从上帝，从一个神秘莫测的、遥远莫及的上帝和从创造世界等等开始要容易一些。但是后来，在阅读罗马天主教作家所写的教会史和希腊正教作家所写的教会史的时候，却发现这两个实质上都绝对正确的教会却是互相排斥的，于是他对霍米亚科夫的论教会的学说感到失望了；而这幢建筑物也像那幢哲学建筑物一样倒塌下来了。
①霍米亚科夫（18041860），诗人，政论家，斯拉夫主义最大的代表人物。他的神学著作于一八六七年在布拉格发表。
一春天他都茫然若失，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时刻。
"不知道我是什么、我为什么在这里，是无法活下去的。但是这个我又不能知道，因此我活不下去，"列文自言自语。
"在无限的时间里，在无限的物质里，在无限的空间里，分化出一个水泡般的有机体，这水泡持续了一会就破裂了，这个水泡就是——我。"
这是一种使人苦恼的曲解，但是这却是人们在这方面若干世纪来苦心思索所获得的唯一的最终的结果。
这是最终的信仰，差不多一切流派的人类思想体系都是以此为依据的。这是一种占主宰地位的信仰，而在一切其他的解释中，列文不由自主地，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和怎么地，偏巧挑选了这个，好像这无论如何也是最明晰的。
但是这不仅是曲解而已，这是对于一种邪恶势力——一种人不可能向它屈服的、凶恶的、而且使人厌弃的力量——的残酷的嘲弄。
必须摆脱这种力量。而逃避的方法就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中。必须停上对这种邪恶力量的依赖。而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死！
列文，虽然是一个幸福的、有了家庭的、身强力壮的人，却好几次濒于自杀的境地，以致于他把绳索藏起来，唯恐他会上吊，而且不敢携带枪支，唯恐他会自杀。
但是列文并没有用枪自杀，也没有上吊，他继续活着。
当列文想到他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他找不到答案，于是陷入悲观失望；但是当他不再问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反倒好像知道他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了，因为他坚决而明确地生活着和行动着；最近他甚至比以前更坚定明确得多了。
六月初他回到乡间的时候，他又回到他日常的工作。农务，同农民和邻居们交往，经管家务和他姐姐和哥哥托付给他的家产，同妻子和亲属的关系，照顾婴儿和从今年春天起他就迷恋上的新的养蜂爱好，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
这些事情引起了他的兴趣，倒不是因为像他以前那样，根据什么公认的原理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恰恰相反，现在，他一方面由于他以前在公共福利事业方面的失败而觉得灰心丧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忙于思考和应付从四面八方压到他身上的大宗事务，因而他完全不再想到公共福利，他对这件事情发生兴趣，只是因为他觉得必须做他所做的事情，他非得这么做不可。
以前（这差不多从童年就开始了，到他完全成人）当他尽力做一些对所有的人、对人类、对俄国、对全村有益处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察出这种想法倒是令人愉快的，而这种活动本身却总是令人不满意的，而且他总也不十分相信这种事情确实是需要的，而这种活动本身最初看上去似乎是那么重大，却越来越微不足道，直到化为乌有为止；可是现在，自从他结婚以后，当他越来越局限于为自己而生活的时候，虽然想起自己的活动再也体会不到什么快乐，但是他却坚信自己的事业是万不可少的，而且看出它比以往进展得顺遂多了，而且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了。
现在，好像不由自主一样，他像一把犁头似的，在地里越掘越深，不耕出一条条犁沟是拔不出来的。
像祖祖辈辈那样过着家庭生活，那就是说达到一样的教育水平，而且使子女们受到同样的教育，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这就像饿了需要吃饭一样；因此就像需要准备饭食一样，同样也需要把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农事经管得能够产生收益才行。就像一定要偿还债务一样，同样一定也需要把祖传的田产保管到这种程度，使得他的儿子继承的时候，会为了他所兴建和培植的一切，感激他的父亲，像列文感激他的祖父一样。为了做到这种地步，他必须不出租土地，一定要亲自耕作，饲养家畜，往田里施肥，而且种植树木。
不照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他姐姐的和那些习惯于向他请教的农民的事务是不可能的，就像把抱在怀中的婴儿抛掉是不可能的一样。必须照顾请来作客的姨姐和她的孩子们以及他妻子和婴儿的安适，每天不花费一点时间来陪他们也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再加上他的打猎的爱好在养蜂的新爱好，就占满了列文的那种他一想起来就觉得没有一点意思的全部生活。
但是除了明确地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以外，列文同样也知道这一切他必须·怎·么做，事情当中哪一样是更重要的。
他知道他一定要尽量廉价雇佣工人；但是用奴役办法来雇人，以预付的方式压低他们应得的工资，却是不应该的，虽然那样有利可图。在缺货的时候卖给农民稻草是可以的，虽然他替他们很难过；但是旅馆或者酒店，虽然很赚钱，也一定要取消。砍伐树木一定要尽量从严处分，但是农民们把牲口放到他的地里却不能处以罚款；虽然这使看地的人很发愁，而且使农民们无所畏惧，他却不能扣留人家走失的牲畜。
彼得每个月要付给债主百分之十利息，他必须借给他一笔钱，好把他解救出来；但是拖欠了地租的农民们却不能不交地租或者延期交租。不割草场上的草，使草都糟蹋了，是不能饶恕管家的；但是种着小树的八十亩地上的青草却不能割。一个雇工在农忙季节，因为父亲死去回了家，无论他是多么可怜，也是不能饶恕的，而且为了那些宝贵的月份他旷了工，一定要扣除他的工钱；但是却不能不按月发口粮给对他毫无用处的老仆人们。
列文也知道，一回到家首先就得去看他那身体不舒服的妻子，而等待了三个钟头要见他的农民们却是可以再稍候一会的；而且他知道，尽管往蜂房里收蜂群是一种乐趣，但是他却得放弃这种乐趣，让管蜂的老头一个人去收蜂群，而去和到养蜂场来找他的农民们谈话。
他做得对不对，这他可不知道，现在他不但不打算加以证实，而且避免谈论和想这件事。
推究把他引入了疑惑之中，妨碍他看清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当他不动脑筋，只是这么活着的时候，他就不住地感觉到他的心灵里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审判官，在评判那可能发生的两种行动，哪样好，哪样歹；而他刚一做了不该做的事，他立刻就感觉到了。
他就这样活着，他不知道，而且也看不出他有可能知道他是什么和他为什么活在世界上，而且他因为这种愚昧无知痛苦到那种地步，以致他简直害怕他会自杀，同时他却在坚定地开辟着他自己特殊的确定的人生道路。